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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红色间谍女作家关露的两次苦恋  

2010-08-09 04:3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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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代的关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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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“魔窟”的关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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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年代的关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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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露创作的部分文学作品

  她是一位闻名海上的“左联”女诗人,也是一位深入“76号”魔窟与日伪特务较量的红色女谍,她吟出过“宁为祖国战斗死,不做民族未亡人”的铿锵诗句,而“汉奸”骂名却令她两度蒙冤。爱痛撕裂,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了心底,甘愿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奉献。

 

——编者

多难的童年


“春天里来百花香,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……”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《十字街头》插曲,由贺绿汀作曲,而它的词作者就是关露。


1907年7月25日,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,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父亲胡元陔望着襁褓中的女婴,想到一句古谚:“生女亦可壮门楣”,她这一代正是寿字辈,加上一个“楣”,胡寿楣就成了这女孩的名字。到三十年代,已经成为女作家的胡寿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“关露”。


关露10岁时,父亲不幸早逝。少年失怙,家道中落,这使关露的成长遍布艰辛。好在关露的母亲是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,关露的性格走向及其独特的禀赋、气质大都源于母亲的影响。


关露有个小她2岁的妹妹胡绣枫,母亲很关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,姐妹俩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、写字,或学着作文、写旧体诗。关露从童年起就对文学、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她的思路敏捷,不管作文或写诗,往往是妹妹才刚刚开了个头,她就已经完成了。由于种种原因,关露曾辗转太原、南京、长沙、上海各地,丰富的生活阅历,进一步拓宽了她的心灵世界


左翼女作家


1928年暑假,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。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,在这里,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,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,她开始创作新诗。


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,1936年11月,生活书店出版她的诗集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;1940年7月,光明书店出版她的长篇小说《新旧时代》;1953年北京工人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《苹果园》。实际上,关露的作品远不止这三本书。据统计,仅发表过她作品的杂志就有四十多种;她写的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、评论、译作,多达二百六十余篇。她热情投身于大众诗歌运动,不仅写诗,还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,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,也使她成为当时诗坛上著名的女诗人。


关露的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那就是通篇洋溢着热烈的情感和乐观的情绪,她写诗,不是作为自我欣赏的低吟浅唱,也没有那种哀怨凄迷的格调,而是作为斗争的武器。在纪念“九一八”之时,她写了《故乡,我不能让你沦亡》;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忠魂,她以“自由是不朽的”洒泪遥祭;她还以《勇敢的军队——八百人》歌颂坚守上海“四行仓库”的八百壮士。


与此同时,关露还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。最早是翻译匈牙利希达斯的剧本《地动》,接着又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小说《笑的肇祸》、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《一种最奇特的冒险》,以及L·休士的小说《家》、《竞卖场的奴隶》、《一个白人与一个黑女孩的恋爱故事》、《丹麦作家尼尼克梭》等。为了更广泛地把国外优秀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,关露不满足于只掌握一门英语,又开始学习俄语。


1932年,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参加“左联”。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,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,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,组织诗歌小组,宣传革命道理。血与火的洗礼,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。
接受特殊任务


三十年代中期,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(简称“八办”),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、情报、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、出版书刊工作。


1937年9月,潘汉年任“八办”主任,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,刘少文接任“八办”主任。抗战时期,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,大部分时间在上海、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、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,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、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。


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(今万航渡路)76号,是日伪特工总部,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,乱捕滥杀爱国志士,怒骂声、惨叫声日夜从“76”号里传出,人们称之为“魔窟”,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。


1939年冬,一名眉目清秀、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“76”号,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“76”号魔窟的关露。


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。一天,关露忽然接到“八办”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:“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。叶剑英。”“小廖”即廖承志,住在香港九龙。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,便没有再多问什么。


几天后,关露来到香港,通过复杂的关系,终于见到了廖承志,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。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:“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。”“什么任务?”关露认真地望着他。“听你妹妹胡秀枫说,你认识李士群,是吗?”关露点点头,“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,去了解他的动态。”“我?!”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“我们经过慎重考虑,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
当时国共两党分裂、合作、再分裂,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,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,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,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,毫无疑问,关露是具备的。


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,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。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,关露对他说:“我失业了,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。”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,说:“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,如果你缺钱呢,每月来拿好了。”说完,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。


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,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。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。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,就说:“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,她说,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,问你要不要做?”


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,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,1938年春到武汉。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,他发了一通牢骚。为谨慎起见,关露不接他的口,只用耳朵听,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。


经过反复的工作,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,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。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,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,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。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、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“76”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;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;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、医疗器械、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。
将《女声》为我所用


1942年5月,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《女声》,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。当时,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,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,担任《女生》的编辑,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,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,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。


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,关露心中没有把握,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:“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,替他们编刊物,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?”


老张回答:“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,到底谁利用了谁,不能预先判断……我们干革命,不能不付出代价,得到多少收获,不光靠主观努力,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。所以要耐心坚持,守住阵地,等待时机。你先试试看吧,你本来是写文章的,先写写文章再说。”


《女生》自1942年5月创刊,到1945年7月停刊,共出38期。关露用芳君、林荫、梦茵等笔名,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和剧评等。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,主要是谈恋爱、婚姻、家庭问题,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。


在上海沦陷时期,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,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。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,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:“隐蔽精干,长期埋伏,积储力量,以待时机。”自己不能办刊物,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,楔入敌人宣传阵地,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,进行韧性的散兵战。《女声》这本妇女杂志,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,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、诗歌等,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。


当时,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,如丁景唐、杨志诚、董乐山、鲍士用、杜淑贞、陈新华、李祖良、陈嬗忱等,先后用各种笔名向《女声》投稿。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,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,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,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。


1943年8月,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《女声》的代表,去日本参加第二届“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”。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,她向党组织请示,党组织同意她去,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,趁机开展新的工作。没有想到的是,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“汉奸”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。为革命不惜被误解


为了和敌人周旋,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,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,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,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。


1939年秋,戴平万问锡金:“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?”这里说的“活动”,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。锡金说:“参加的。”戴平万说:“不要她参加了。”“为什么?”锡金不解地问道。“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,最好还是把她隔开。”


以后,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,不再通知关露。关露得知后,非常痛苦。有一次,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:“这样干下去,会弄得我臭名远扬,身败名裂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,当了汉奸。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”说着,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。失去了同志的信任,这比坐牢、杀头还可怕。巨大的委屈,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。


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。有好几次,她想打退堂鼓,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:“我在这儿,无论生活上,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,我想回到“爸爸、妈妈”(指党组织)身边去,快来信告诉我。”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,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,说关露想去延安、大后方。这时,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,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。


不久,由“八办”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,信中说,上海方面不同意,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。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,说:“爸爸、妈妈不同意你回来。”


关露接信后,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。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,使她把个人的安危、委屈一股脑儿抛弃,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。

两次苦恋


关露一生中有过两次苦涩的恋爱。


1932年,关露在上海西爱咸斯路慎成里(今永嘉路291弄)的妹妹家里,与中共党员沈志远相识。沈志远博学多才,曾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,精通俄文、英文、德文,编译过《共产国际》中文版,并参加过《列宁选集》6卷本中文版的翻译工作。共同的信仰,使他们走到了一起。然而很遗憾,这段恋情由于沈志远和关露彼此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,见面机会越来越少而渐渐疏远,最终分手。


关露的第二段恋情是与王炳南。1938年,关露在上海曾借住王炳南家里,之后王炳南去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,两人时有书信来往。直到1946年,关露终于结束了隐蔽战线的工作,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。关露像回到妈妈身边的孩子一样,感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和踏实,她给王炳南发去了电报,王炳南欣喜若狂,准备立即乘飞机去见关露,行前他想将此事先向党组织汇报一下。


当王炳南喜盈盈地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办公室,把自己和关露的恋情告诉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时,周恩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,他很仔细地听,偶尔插进一个问题,大部分时间是沉默。


事情要回到1945年9月,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,中共有关组织获悉到一份国民党当局惩办汉奸的名单,其中,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。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是在为党工作,但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清楚,国民党指控关露是“文化汉奸”,而当时王炳南是做外交工作的,时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,因此,党组织从大局考虑,决定劝说他们中止恋爱关系。


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,王炳南犹如落入万丈深渊,内心充满悲哀,他拿起笔给心爱的人写信,把发生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远在淮南的关露。


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之后,关露,这位坚强的女性,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,毅然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。最后七年


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,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,前后长达10年。出狱后,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,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,她经常写作到深夜,她把以前出版的《新旧时代》重新改写成《不屈的人们》,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。


1977年4月10日,关露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:现在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,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?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,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河,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?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?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?怎么玩法?等等。因我在六二年要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,叫《河畔春光》,没有写好,现在想改一改,写成儿童读物,以教育后代。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!


1980年5月1日,关露突发脑血栓,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,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,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。在这种情况下,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,她带着病体,坚持口述,请朋友代笔。在病中,关露把《不屈的人们》给楼适夷看,希望能出版……不管在什么境遇下,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。


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,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,做出了《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》:


……1955年6月11日关露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牵连被逮捕审查。1957年3月教育释放……。现根据复查的事实,对关露同志的问题结论如下: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,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,是有成绩的。在日本特务机关所办的《妇女月刊》杂志社任主编,是情报工作的需要,是由党组织派去的,不是“进行文化特务活动”。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,是没有根据的,应予否定。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,应予平反,恢复名誉,消除影响。


可惜的是,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,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。
(摘自《关露传》丁言昭 著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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